都市实践：迈向“城市共生”
2017年“深双”前的南头古城鸟瞰
© UABB（摄影：张超 )
都市实践
URBANUS
本文基于都市实践自2016年至今在深圳南头古城的研究和实践工作，由都市实践研究员罗祎倩撰文。
全文刊载于《建筑实践》2020年11月《特辑：深圳城记，实践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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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深圳成为全国首个100%城市化的城市，在名义上，没有农村行政建制、没有农村社会体制1。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城市化进程先由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后以规划为依托，开发商大规模介入实施。然而，与自上而下的建设并行，在农村集体用地建起的厂房和住房，以及农村人口输出的劳动力同样对深圳的高速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推动。在城乡土地二元化的历史遗留和日益增长的市场化需求的双重裹挟下，个体的非正规建设形成了今天所见的城中村。
同在2004年，深圳出台城中村改造政策，正式启动城中村改造工作2。彼时，非正规状态的城中村被看作是“完美城市化”的瑕疵，一度被称为“城市毒瘤”。2012年，深圳的存量用地首次超过新增用地，土地开发利用模式出现拐点3。近两年，二次城市化呼声不断4。未按规划建造、未按政策改造而又位于城市中心的城中村无法避免地成为新的博弈现场。
城中村与外部城市的关系愈发紧张。从时间的维度上讲，两者并不冲突，分别从宏观和个体的视角叙述深圳的城市发展史；实际上，两者无法切分，深圳无法走向一个不包含自身历史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城中村的更新模式预示着深圳城市发展的未来方向。
主流的城中村更新模式
近20年来，深圳数百个城中村都被笼罩在即将拆迁的狂喜和担忧中。大型城中村蔡屋围、岗厦、大冲被整体拆除重建5。由政府主导，开发商建设的高层办公楼、购物商场、高容积率住宅楼盘一次性、大规模地替代了“握手楼”，成就一种现代城市的形象。通过这些城中村更新，开发商获得企业利润，原村民获得拆迁赔偿。
然而，深圳需要多少座京基100，多少个万象城？城中村拆迁的巨额补偿款又是由谁承担？
在这种全然替代的更新模式下，城中村原本的生活瞬时消失殆尽，仿佛不曾存在。失去可负担的生活区，数百万租户搬至尚存的城中村，甚至搬离深圳。随着这些社群的离开，城市运作成本提高，城市记忆消失，城市认同感难以积累。这种更新模式以牺牲深圳自身的特质、一段历史、一种甚至多种未来的可能性作为代价。
与其他城中村相同，南头也在土地和市场的双重裹挟下形成城中村肌理，也经历着一次次更新浪潮的冲击。但与其它城中村不同，南头具有深圳最悠长的历史，肩负着“源头”的荣光与使命。在1,000多栋违法建筑中，仅存九街肌理、部分古城垣遗址、南城门、东莞会馆、信国公文氏祠等几处古迹6,7。因而，南头深陷于既定现实与历史想象的矛盾中。
2017年“深双”前的南头古城南城门
© URBANUS都市实践
在初期规划中，1998年的《南头古城文物保护规划》提出“规划南门广场，凸显标志性；改造整治中山南街、东街，恢复古城风貌”8。2000年的《南头古城南门广场改造设计方案》获批，提出“修一个广场，恢复一段城墙，改造一条街”。同年，南门广场的65户拆迁工作启动，历时16年完成9。
2017年“深双”前的南头中山南街
© URBANUS都市实践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由于急需确认与巩固南头“港澳源头”的地位，城市管理者和企业联合对南头进行修复，新建县衙、烟馆、聚秀楼、海防公署等8处仿古建筑，吸引了大批游客10,11。为兴建县衙，南头城街市被拆除，至今南头仍未有集中的肉菜市场。2005年，南山区政府斥资重修清代遗址东莞会馆和信国公文氏祠12。为迎接2011年大运会，城内中山南街和东街首层统一绘制仿青砖外墙，安装仿古屋檐、仿古店招13。
在这些规划和实施中，行政决策占据主导，侧重“恢复”古城风貌，但未对城中村的空间形态及相应的业态和社群提出可行的改善方案。出于对速生属性的抗拒，深圳被安排用“美好的历史场景”自证来源。因此，每逢深圳大事件发生之际，“源头”南头都会经历一番以溯源为名的行动，被试图推回到某一个时空。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层积因为不符合主流宏大历史的想象而被漫不经心地刻意抹除。随着时间的积累，历史层积却在消逝。每一次“溯源行动”都是为了覆盖过往而产生，然而又被下一次“溯源行动”覆盖而消失。这种单线的历史观导致深圳愈是溯源，愈发速生。
共生实验
城中村现状与古城定位的矛盾使南头的当代价值和历史价值含糊不清，以致于互为掣肘。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矛盾也为南头在高速变化的深圳中争取了生存空间。
随着城市观念的进步，城中村之于城市的价值被逐渐认可，由“城市病症”转变为“城市器官”。2016年，城中村更新政策转向“综合整治为主，拆除重建为辅”14。就实施而言，城中村综合整治的决策和实施仍然由具有支配性力量的单方主导。2017年，万科启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万村计划”，计划统租10万间以上住宅，改造后作为品牌长租公寓出租15。
2016年，都市实践开启南头研究，提出强调本土文化复兴的更新策略。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下称“深双”），都市实践合伙人孟岩和刘晓都作为总策展人，基于城市研究和可行性建议主展场选址南头，提议通过。总策展人批判性地解读世界和中国城市化现实，提出另一种城市未来图景的尝试——“城市共生（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此届“深双”不仅是一个展览，同时也是一场介入计划，一次直接的造城行动。
2017年“深双”前的南头
© UABB
正如当时孟岩起草的策展宣言所揭示，“当代中国的造城运动在权利和资本裹挟下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城市面貌渐趋同质化和单一化。近年来旨在提高生活品质的‘城市更新’往往把层积丰富的历史街区和多样杂糅的城市生活进一步清除，代之以全球化、商业化的标准配置。”面对这样的现实，“共生”愈发必要。
“城市共生”的核心在于对不同的认同与包容，强调多重身份、多重视角。城中村之于外部城市，因其自发地应对现实而有着不同的进化，这种自发性由人的生活需求和城市的发展需求激发，甚至比规划来得更为直接。此届深双在策展、设计、实施、展览环节均试图囊括各方参与和交流，寻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平衡。南头不仅承载着过去，它还活在当下和指向未来。此届“深双”并不试图补写南头的历史，而是基于真实的历史层积，尝试为南头和深圳的未来发展开启另一种可能性。
此届“深双”开展了历史上的首次公开征集，汇聚了关于城中村议题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拓展了展览边界。其中，“城中村实验场”配对设计师与有意愿改造房屋的南头居民，在改造住宅、改造商铺、提升公共空间、社区营造4个方面的5个合作项目得以实现16。
鲍尔 · 米斯图拉作品《平衡——理解中国》
在2017年“深双”期间的南头
© UABB（摄影：张超 ）
因土地制度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城市政策的疏漏，村民可对宅基地进行建设；但又由于突破面积，甚至突破红线等建设行为的合法性的含糊，村民对自建房的改造受到限制。行政部门和村民对城中村自建房的合法改造路径都面临重重阻力。在“实验场”改造项目中，屋顶修复工程因涉及建筑外轮廓而被社区工作站喊停，策展团队进行多轮沟通后才得以完成。“深双”的介入为这种困境提供了一个切入点，通过文化事件沟通行政决策和居民需求，切实提升城中村环境。
“共生实验室”系列论坛则探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空间议题，包括城中村居民对反映深圳特质的生活、经营、创业故事的分享，艺术家对城中村日常生活的挖掘和创作，规划师、建筑师对非正规城市的研究与借鉴。其中，在“南头茶划会暨第一届南头街道民生论坛”，居民、工作站代表、社会组织、行政部门负责人、业界专家从多个维度探讨南头在“后双年展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
基于现实需求并结合展览叙事，都市实践对展场进行了设计和改造，希望藉由“深双”契机梳理南头公共空间脉络，为南头的未来提升提供一个结构性框架。工厂区3栋厂房被改造为展场，展后可成为开放的创意集聚区和古城内年轻人的新生活区；报德广场的两栋临时铁皮房被改造为信息中心+书店和南头议事厅，展后可保持公共属性，服务于社区；大家乐舞台的改造保留社区中心的功能，并容纳专业论坛，展后可作为多功能表演空间。这些公共空间节点在展期作为文化事件的发生点，在展后将继续作为社区生活的载体。
在南头报德广场举办的2017“深双”开幕式
© UABB（摄影：张超）
都市实践通过城市研究和策展实践介入南头更新。此次介入力争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并行不悖，由轻度改造和深度讨论激发社区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它强调多方参与、有限改造，不同于主流模式的单方主导；同时引入合法合规及专业化建造，有别于城中村无序的自开发模式。各方从不同角度对南头更新提出解读，在同一平台上协商，最终根据实际需求和资源确定方向和路径。
南头模式
2019年，深圳城中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发布，明确划入分区的城中村居住用地在七年规划期内不得纳入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土地整备计划及棚户区改造计划，这为部分城中村留下了喘息空间17。但另一方面，经过十几年的多方博弈，湖贝和白石洲的拆除重建已成定局18。
在这样关键的时刻，都市实践以“深双”介入为基础，以“城市共生”理念为核心，提出寻找“南头模式”的必要性，在新的语境下再次探讨城中村的社会、文化和空间议题，旨在为城市发展模式提供一种新的选择以应对紧迫的当下现实。
在“南头模式”下，每一个环节都有多元主体参与，不同的主体因能力、资源、诉求、目标不同，能够导向多样化的开发、运营、使用模式。这不同于主流的城中村更新模式下，垄断性的支配力量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大规模占领空间，排斥其他各方的合理存在和发声，其结果必然导向单一的城市图景。
城中村的空间生产不仅是空间产品的创造过程，而且是社会关系的再创造过程。由于村民谋生需求和低收入住房缺口，城中村自建房常见的租赁模式为业主自住其中一层、面向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其它层或将整栋出租。在保留这种选择的前提下，小型开发商可与业主协商，统租部分自建房，适当改造再面向进入城中村的初级白领出租；行政部门也可沟通将一部分自建房纳入住房保障体系19。原有的社区业态既为居民提供工作，又为社区提供便利的服务和可负担的商品。随着居民的能力提升和不同文化圈层的进入，新的业态因社区新的需求而产生，提供更多的生活选择，出现肉菜铺、快餐店、杂货店和网红店并置的可能。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做出自己的生活选择，不被设定，不被强制。
不同的参与方在南头或并行、或交融、或冲突，在时间的磨合下逐渐达成一种动态平衡。旧的东西在积累，新的东西在介入，这种未完成的状态为创造提供了孵化条件。具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社区逐渐形成城市认同感，逐渐形成更加独特、动人的本土文化。直面现实问题，这种以日常生活出发的改变在本质上区别于推倒重来的“溯源行动”或现成置入却难以维系的热闹图景。
2017年“深双”期间的南头古城鸟瞰
© UABB（摄影：张超 ）
南头现状
2019年10月，由政府主导、企业实施的南头古城保护与利用项目动工。2020年8月，南北街示范区开街。短短几个月，行政部门和代建企业统租约300栋建筑，其中，示范段88栋建筑的统租在10天内完成20。
该项目将南头定位为“深圳最有特色的城市传统风貌展示区、最有底蕴的人文旅游目的地和最有内涵的文化创新产业集聚区”21。传统风貌被定格为清代与民国时期的广府民居建筑，两栋仿古建筑紧挨南城门，由精品咖啡店和香港品牌酒楼运营。南北街的大部分建筑外观都被重新设计，配置粤港澳特色餐饮和文化创意商业。除首层设置商业外，部分建筑楼上被改造为品牌公寓出租。
主街上的新商铺有着响亮的名号，而看似多样的选择背后却是相同的模式、相同的客群。原有的平价餐饮、便利店、诊所均被一次性清退，新开的几十家商铺中仅留下一家原本就在南头经营的糖水店。原本在主街上进行日常生活消费和休闲的居民被动地将主街空间让渡给打卡游客。统一改造的品牌公寓也替代了原有的出租房，面向年轻的租户，力图呈现一个有活力的社区。这种“焕然一新”正是该项目的目标——“人口结构改变，产业结构升级”22。
此次南头更新指向一个节选的过往片断，而不是一种未被构建但有着各种可能的未来。特区40年的真实历史被清代和民国风情涂抹，自建国以来形成的移民文化被符号化的粤港澳氛围覆盖。在“源头”的重担上，南头还背上了创意文化的指标，外来案例疾速填充，南头自身生长的本土文化反而被忽略。
文化没有速成法，但是此次南头更新对时间的压缩、对效率的追求更甚以往。在一次性更新的建筑空间里，繁荣的生活是现成的——从提供者、内容到消费者都是现成的。这种模式在短期内快速见效，但以置换大量的日常性空间、更替原有业态和常住社群为代价；在远期需要不断地更换刺激点，吸引游客，而越是频繁更替，失去基础的本土文化越是难以生成。
结语
特区成立之初，深圳的造城与深圳人的造梦一致，得以成为“中国梦想实验场”；40年后的今天，地产思维主导的单一城市发展模式却在很大程度上以牺牲深圳人的梦想为代价。丰富的城市风貌、多元的社群加速消失，城市生活似乎已被设置成单一选项：现成的、快速的、消费的、娱乐的。
同质化的发展模式不断地吞噬城中村和一切与现有方式不同的异质体。城市观念仍亟须进步，城中村之于城市，不是病症、不是阻碍、不是土地耗尽时的储备粮。城中村就是城市，它承担了容纳大量新移民（深圳人）的城市职能，它承载了各个阶段的城市记忆，它随着时间滋养了本土文化。城中村正是疏解同质化城市问题的另类样本，它无法复制、无法仿制，且一旦消失将无法复原。
面对紧迫的当下现实，城中村更新不应只有一种模式。“南头模式”旨在为城市发展提供另一种思路、另一种工具。在城市演变中，当城中村已与外部城市发展不同步、外部力量必然进入时，“南头模式”又是一次力图寻找各种力量动态平衡的尝试。向南头学习，向城中村学习，也许我们可以迈向一个更加共生的深圳未来。
对于作为先行示范区的深圳，中国和世界正待其再度以“敢为人先”的精神不断地冲破藩篱。
注释 NOTES
1 深圳在1992年完成了统征，在2004年完成统转工作，详见《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深发[1992]12号）和《深圳市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土地管理办法》（深府[2004]102号）。
2 深圳在2004年发布《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深府[2004]177号），成立深圳市查处违法建筑和城中村改造工作领导小组。
3 2012年，深圳市存量用地供应占供地总量的56%，2013年，达到土地供应计划的70%。
4 2019年，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5 蔡屋围、岗厦、大冲旧改的运作主体分别为京基、金地、华润。
6 “2000年，南山区文体旅游局对南头古城开展保护及普查工作。当时古城内近1,300栋建筑中，违章违法建筑占了九成多，多为小商铺、小门店、小作坊等。”来源：人民日报, 2016-06-01.
7 南头古城的建城史长达1,700余年，可追溯至晋代。南城门始建于明代（1394年），是古城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物。
8 该《规划》由南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市规划国土局南山分局委托中国城市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制定。
9 南门广场改造工程于2000年立项，并启动拆迁工作，2004年中断，2009年再次启动，有14户未接受补偿方案，2016年完成。来源：晶报, 2010-08; 深圳晚报, 2016-10-11.
10 香港曾是新安县属，而县治就位于现在的南头古城。
11 “原南头古城仿古建筑系采用电影制景手法，柱体、屋檐等大量采用塑料泡沫、涂料喷绘等工艺。这些仿古建筑既非另地复建亦非原址重建。”来源：晶报, 2011-04.
12 东莞会馆建于1907年，信国公文氏祠建于1804年。来源：南头古城博物馆. 深圳南头古城历史与文物. 100–101.
13 “投资380余万元对178家商铺招牌进行改造，首层外墙墙面批绘画。”来源：南方日报, 2011-08.
14 详见《深圳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2016—2020）》（深规土[2016]824号）。
15来源：中国经营报, 2018-04.
16 南头会客厅（朝阳北街1号）、湛江牛杂店（中南南街72号）、锦记商铺（中山东街44号）、房屋17号、铁皮房。
17详见《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深规划资源[2019]104号）。
18湖贝旧改由华润运作，2019年9月，一期工程动工；白石洲旧改由绿景运作，2019年已进行清租。
19 “规范引导各区在综合整治分区内有序推进城中村住房规模化统租改造，满足条件的可纳入政策性住房保障系统。”来源：《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深规划资源[2019]104号）
20 “据悉，今年3月5日，区政府专门就南头古城保护与利用发布了1号任务令，短短10天时间，南头街道办完成了与1,324人的谈判工作，一举攻克示范段88栋约4万平方米建筑统租任务。”来源：《南山区政府1号任务令助推南北街示范段88栋建筑统租完成》，2020-04-09.
21 来源：中国改革报, 2020-10-18.
22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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